大 锅 饭

大锅饭：公共食堂始末 初澜

    1958年下半年起，自古以来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，忽然全都拥至新开办的公共食堂就餐。至是年底，作为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，全国达到了345万个，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%以上，5亿中国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。当时，上上下下对公共食堂颇为看好，对其大唱赞歌，总结出了众多的“优越性”，甚至天真地认为，中国农民自此就可以过上吃喝不用愁的好日子。

大锅饭：公共食堂始末 大潮

    1958年的“大跃进”，的确激发了中国农民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。以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的出现，各种“大办”的遍地开花，带来了劳动力的普遍紧张。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中去的要求，客观上刺激了公共食堂、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的产生。一些农村还兴办了“农业大学”或“红专大学”，甚至组织农民吟诗作画学哲学。在1958年这个充满激情的年代，一向寂静的中国乡村此时显得格外沸腾，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。

大锅饭：公共食堂始末 “吃饭不要钱”

    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十五条规定：“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，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，实行粮食供给制。全体社员，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，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，按照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。实行粮食供给制，必须使家庭劳动力较多的社员，仍然比过去增加收入。”

大锅饭：公共食堂始末 坚守“社会主义阵地”

    如果说1958年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公共食堂，还带有群众的自发性，且人们在主观上认为办食堂能提高农村生产力，能推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话，那么，庐山会议后再次大办公共食堂，则带有很大的赌气性质。因为“右倾机会主义者”攻击公共食堂，解散公共食堂，所以必须反其道而行之，大办公共食堂。

大锅饭：公共食堂始末 危机

    1959起，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。1958年大放农业生产“卫星”的一大后果，是使党的领导人相信，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，中国的粮食不是少了，而是多了，以至于认为用不着那么多的耕地来耕种粮食，可以缩减耕地面积，并为此提出了耕地三三制的问题。

大锅饭：公共食堂始末 艰难的维持

    面对严重的粮食危机，为了办好公共食堂，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，渡过难关，各级组织想了不少办法。1960年5月15日，中共中央发出在农村中开展“三反”运动的指示，决定在农村基层干部中进行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教育活动，要求全国各级组织和全体干部接到这个通知后，立即贯彻执行四项规定，其中第一条就是：“从中央委员起，凡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检查工作、了解情况的各级干部，和参加现场会议的人员，必须一律到公共食堂同群众一起吃饭。”

大锅饭：公共食堂始末顺应民心，解散食堂（一）

    要克服严重的困难，仅靠“增饭法”、“代食品”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，并不能解决问题。要从根本上摆脱困境，恢复农村的生机，解决农民饿肚子的问题，就必须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。正如陈云所指出的：“政策问题不解决，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，其他的措施再多，农业生产也上不去。”

大锅饭：公共食堂始末 顺应民心，解散食堂（二）

    武安是革命老区，抗日战争时期，这里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，武安人民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在武安，周恩来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。在社员家里，周恩来看到，群众的生活困难比他想像的还要严重。他在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：“除了树叶、野菜以外，就没有东西了，硬是没有粮食。